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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檢例第87號”指導性案例看——刑民檢察協同互動 遏制“套路貸”虛假訴訟

          來源:檢察日報 責任編輯:高睿蔓 發布時間:2021-09-08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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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近年來,“套路貸”犯罪引發的新型虛假訴訟時有發生,其不僅侵害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嚴重妨害司法秩序。《檢察日報》“觀點·案例”聚焦最高檢第二十三批指導性案例中的李衛俊等“套路貸”虛假訴訟案(檢例第87號),邀請法學專家、辦案檢察官就如何強化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職能協同,如何參與社會治理等問題進行探討,敬請關注。


          最高檢第二十三批指導性案例


          李衛俊等“套路貸”虛假訴訟案


          (檢例第87號)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以來,李衛俊以其開設的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匯豐金融小額貸款公司為載體,糾集馮小陶、王巖、陸云波、丁眾等多名社會閑散人員,實施高利放貸活動,逐步形成以李衛俊為首要分子的惡勢力犯罪集團。該集團長期以欺騙、利誘等手段,讓借款人虛寫遠高于本金的借條、簽訂虛假房屋租賃合同等,并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物、擔保人,制造虛假給付事實。隨后,采用電話騷擾、言語恐嚇、堵鎖換鎖等“軟暴力”手段,向借款人、擔保人及其家人索要高額利息,或者以收取利息為名讓其虛寫借條。在借款人無法給付時,又以虛假的借條、租賃合同等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欺騙法院作出民事判決或者主持簽訂調解協議。李衛俊等通過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逼迫借款人、擔保人及其家人償還債務,造成5人被司法拘留,26人被限制高消費,21人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1名被害人名下房產6處、車輛7輛被查封。


          2018年12月13日,公安機關以李衛俊等涉嫌詐騙罪、敲詐勒索罪、虛假訴訟罪、尋釁滋事罪移送審查起訴。2019年1月25日,金壇區檢察院對本案刑事部分提起公訴。2019年11月1日,金壇區法院以詐騙罪、敲詐勒索罪、虛假訴訟罪、尋釁滋事罪分別判處李衛俊等人有期徒刑,并處罰金。2019年6月至7月,金壇區檢察院對該批50件涉虛假訴訟案件向法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42件,對具有典型意義的8件案件提請常州市人民檢察院抗訴。9月,金壇區法院對42件案件裁定再審。10月,金壇區法院對該批50件案件一并作出民事裁定,撤銷原審判決。


          “套路貸”案件監督樣本


          1.積極行使調查核實權,調取犯罪嫌疑人所有相關案件、關聯證據等,進行綜合審查、判斷、比對分析。


          2.發現存在金額較大的“套路貸”,將案件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


          3.引導公安機關開展偵查:


          一是查關聯案件;


          二是查關聯人員;


          三是查關聯證據;


          四是查其他關聯因素。


          建立查證虛假訴訟犯罪聯動機制


          內部:檢察機關刑事檢察部門與民事檢察部門實行工作聯動。


          外部:建立公安、檢察、法院、仲裁機構甚至銀保監會、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相互之間的聯動機制,共建信息平臺,促進社會治理。


          對“套路貸”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判斷


          一是綜合分析關聯民事案卷,對行為人是否是職業放貸人、提供書面交付憑證是否符合常理、是否屬于缺席判決等方面進行審查;


          二是調查相關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從借款原因、款項交付與歸還等方面對當事人進行詢問,綜合判斷案件事實;


          三是對交付憑證、銀行流水等進行核實,結合當事人陳述,對該部分證據的真實性予以判斷;


          四是從放貸目的、行為手段、社會危害性上進一步綜合判斷。


          建立懲治虛假訴訟犯罪聯動機制


          “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能否發現以及如何發現民事案件當事人存在虛假訴訟行為,是新時期檢察監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任務。”


          近年來,虛假訴訟行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其既嚴重侵害公民和企業合法財產權益,也嚴重擾亂司法秩序。刑法修正案(九)專門設立虛假訴訟罪,將“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確認為犯罪,并規定,實施此類行為,“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或者逃避合法債務,又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套路貸”虛假訴訟現狀


          目前,針對“套路貸”虛假訴訟案件,司法實踐中存在一種尷尬局面:一方面,有些虛假訴訟行為接受法院審判,得到了應有懲罰;另一方面,有的虛假訴訟行為沒有被及時立案查處。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虛假訴訟罪是刑法新增加的罪名,司法人員對其概念、犯罪構成還有一個熟悉過程;二是法律雖然規定此類犯罪由公安機關管轄,但對于正在審理中的民事案件而言,由誰啟動虛假訴訟的認定機制,法律并無明確規定。受“公安機關不得插手經濟糾紛”的要求,基層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此類案件十分慎重;基于居中裁判和民事訴訟靠優勢證據定案的認識,法院也難以深入調查核實;檢察機關則因除公益訴訟外較難介入正在審理中的民事案件,往往只能在民事判決已生效的情況下進行監督。


          李衛俊等“套路貸”虛假訴訟案作為指導性案例,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雖然“套路貸”不等于虛假訴訟,但可能隱藏著虛假訴訟;雖然“套路貸”不等于詐騙,但往往交織著詐騙犯罪。“套路貸”中的虛假訴訟,可能掩蓋著為掩飾、隱瞞非法所得而實施的洗錢犯罪,為非法占有他人財產而實施的詐騙犯罪,甚至可能伴隨著黑惡勢力犯罪。


          “套路貸”是對以民間借貸為名、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實的不法行為的泛稱。所謂“套路”,泛指設置陷阱、巧立名目等非正常手段。“套路貸”行為人放貸后,除了采用敲詐勒索、軟暴力追討債務外,還會欺騙或者脅迫借款人簽訂名不符實的借款協議、擔保合同、債權債務轉讓協議等,利用民事訴訟、仲裁、調解等方式將非法債務合法化。可見,這一系列行為有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虛假訴訟罪、詐騙罪等。


          虛假訴訟行為之“虛假”,核心在于行為人賴以提起訴訟的債權債務關系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訴訟結果之所以能夠蒙蔽司法人員,關鍵在于行為人捏造了事實,偽造了相關證據。這些證據中有些達到了民事訴訟所要求的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有些證據稍加調查,也能發現問題,比如行為人將貸款打入借款人銀行賬戶,又要求借款人將貸款打入其關聯公司或者關聯人員的銀行賬戶,最后回到行為人銀行賬戶或者其實際控制的其他銀行賬戶,訴訟時行為人僅提供第一過程的轉賬憑證、銀行流水和借款協議;有些證據不經公安機關偵查,就很難發現真相,比如被害人親筆書寫過借條,借款時通過銀行轉賬,還款時卻是交付現金,此時如無證人證明,又未要回借條,對被害人極其不利。一般來說,被虛假訴訟侵害權益的一方甚至多方,在訴訟過程中通常會提出抗辯,除非當事人合謀串通欺騙司法機關,或者被告公司沒有法定代表人出庭應訴,只有代理人持特別授權委托書出庭,待形成不利的訴訟結果后,被告方才會提出被騙主張。后一情形,特別是存在多個被告而多個被告都委托同一代理人出庭應訴的情況下,被告無實質性抗辯,訴訟極為反常,檢察機關就應當敢于監督,善于監督。


          “檢例第87號”指導性案例的監督樣本意義


          李衛俊等“套路貸”虛假訴訟案成功辦理,被評為指導性案例,其重要意義在于該案例提供了一個敢于監督、善于監督的樣本。其監督模式和機制是:在對一起涉嫌詐騙犯罪案件審查起訴過程中,檢察人員發現案件背后可能隱藏著“套路貸”,于是積極行使調查核實權,調取犯罪嫌疑人所有相關案件,綜合運用詢問雙方當事人或者案外人、調取關聯證據等措施,全面、客觀收集證據,并進行綜合審查、判斷、比對分析,審查借貸行為的合法性、真實性。一旦發現有證據證明存在金額較大的“套路貸”,即將案件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同時,檢察機關還引導公安機關開展偵查工作:一是查關聯案件,即通過裁判文書網或者向法院調取卷宗的方式,查詢并調取行為人及其關聯關系人提起的所有類似訴訟、執行案件;二是查關聯人員,即通過調查相關當事人、利害關系人,著重從借貸發生的原因、借貸雙方的關系、借貸合意、款項來源、資金流向、款項歸還等方面對當事人進行詢問,綜合判斷案件事實;三是查關聯證據,即調取相關當事人銀行轉賬流水、支付憑證、借據等,對借款、還款等情況進行詳細分析比對;四是查其他關聯因素,比如,民事訴訟案件被告本人沒有到庭或者形式上有人到庭,但面對巨額債務卻沒有實質性抗辯的,應當加大審查力度。常州市檢察機關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充分說明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做到敢于監督、善于監督,定能取得良好效果。


          由于“套路貸”往往伴隨著詐騙犯罪,行為人為了掩蓋詐騙犯罪,通常又會實施虛假訴訟犯罪,這就是這類案件可能存在的關聯關系。相對于其他部門而言,敢于監督和善于監督,體現在檢察機關對可能存在上述情況的案件要敢于行使訴訟監督權力。在民事訴訟監督過程中,因為有被害人主張權利受到侵害,檢察人員應注重開展關聯調查,發現有其他證據能證明存在虛假訴訟可能時,主動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偵查并提出相關意見和建議。換言之,民事訴訟檢察監督應當打破過去那種單純的民事檢察監督觀念和做法,增強與刑事檢察監督協同發展的意識。應當注意的是,在以往的民事訴訟檢察監督中,由于受案件線索等方面的影響,檢察機關往往處于被動監督的狀態。2021年8月1日施行的《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規定,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民事案件當事人存在虛假訴訟等妨害司法秩序行為的,應當依職權啟動監督程序,不受當事人是否申請再審的限制。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能否發現以及如何發現民事案件當事人存在虛假訴訟行為,是新時期檢察監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任務。


          建立查證虛假訴訟犯罪聯動機制


          基于上述案件的內在聯系,筆者認為應建立查證虛假訴訟犯罪聯動機制。該機制可以分為內外兩個方面:就內部而言,是檢察機關刑事檢察部門與民事檢察部門的聯動。當刑事檢察部門發現關聯案件存在“套路貸”或者虛假訴訟可能時,要及時通報民事檢察部門;反之,當民事檢察部門發現上述可能性時,要主動通報刑事檢察部門,雙方共同商定解決問題的措施。就外部而言,需要建立公安、檢察、法院、仲裁機構甚至銀保監會、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相互之間的聯動機制,共建信息平臺,共同促進社會治理。如果外部聯動機制有效運行,形成任何一個機構發現疑似虛假訴訟或“套路貸”案件線索即相互通報,公安機關能夠主動進行初步調查,檢察機關能夠及時監督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能夠及時中止案件審理或仲裁,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偵查,就能徹底扭轉虛假訴訟查處困難的被動局面,真正實現辦理一起案件,治理一個行業,促進一方平安的良好效果。


          (作者為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粵興)


          刑民檢察協同審查甄別“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在辦理‘套路貸’案件時,應注重強化刑事檢察和民事檢察職能協同:除應發揮刑事檢察職能作用外,還應當充分發揮民事檢察職能作用,查清是否存在通過虛假訴訟謀取非法利益的情形,并予以精準監督。”


          近年來,“套路貸”虛假訴訟已逐漸成為嚴重侵害人民群眾人身財產安全,擾亂金融市場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的毒瘤。此類虛假訴訟是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具有職業化、預謀性、隱蔽性等特點,給檢察機關監督帶來困難和挑戰。最高檢第二十三批指導性案例中的李衛俊等“套路貸”虛假訴訟案(檢例第87號),就是檢察機關對虛假訴訟加強法律監督的典型。在李衛俊等“套路貸”虛假訴訟案件辦理中,檢察機關辦案人員在刑事檢察與民事檢察職能協同、“套路貸”虛假訴訟實質性審查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具有很好的實務指導價值。


          以異常案件為線索,加強刑事檢察與民事檢察協同


          刑事檢察和民事檢察協同主要是從人員力量、證據審查、引導偵查等方面進行充分協作,并對關聯類案展開研判分析。檢察機關在辦理“套路貸”案件時,應注重強化刑事檢察和民事檢察職能協同:除應發揮刑事檢察職能作用,嚴格追訴犯罪外,還應當充分發揮民事檢察職能作用,查清是否存在通過虛假訴訟謀取非法利益的情形,并予以精準監督。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檢察院在辦理李衛俊等“套路貸”虛假訴訟案過程中,刑事檢察與民事檢察密切聯動,形成監督合力,提升了法律監督質效。具體來說:一是以機制保障協同。金壇區檢察院出臺了《關于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開展集中打擊虛假訴訟專項活動的工作方案》,在全院范圍內,從線索移送、信息共享、協同辦理等方面作出規定,明確打擊“套路貸”虛假訴訟全院一盤棋的思路。二是成立刑民交叉案件辦案小組。金壇區檢察院成立由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辦案人員共同組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專案小組,民事檢察同步參與刑事檢察檢察官聯席會議,及時了解案情,從民事角度分析本案需要進一步偵破的方向及調取的證據。三是從證據審查上相互交融。從一起普通詐騙案中發現的異常現象出發,刑事檢察辦案人員向法院調取李衛俊等人提起的所有民事訴訟相關材料,民事檢察辦案人員也同步補充調取這些案件的民事執行相關卷宗,雙方互相分工,分別從格式借條、轉賬記錄、已執行財產情況等方面表格式列出重點,梳理關聯民事訴訟113件和執行案件80件,并分析其中相似點和可疑點。四是從刑事檢察、民事檢察雙項監督角度,合理引導公安機關偵查。一方面,要求進一步補充證明李衛俊等人涉黑惡犯罪的組織特征、行為特征、危害特征等證據;另一方面,針對上述百起關聯案件可能涉及的“套路貸”犯罪情況,要求公安機關從借款、轉賬、討債等環節進行補充偵查。


          以實質性審查方式甄別“套路貸”本質


          在“套路貸”虛假訴訟案件中,行為人為達到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目的,往往會在訴訟中提供具有較高證明力的“借款合同”及與之相對應的“交付憑證”等證據,形成形式上完備的“證據鏈條”。對此,檢察機關在審查識別上,不能被“套路貸”披著的合法外衣所迷惑,應緊扣“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一侵財犯罪的核心,通過實質性審查予以判斷。一是綜合分析關聯民事案卷,對行為人是否是職業放貸人、借貸合同是否為統一格式、提供書面交付憑證是否符合常理,是否屬于缺席判決等方面進行審查。本案中,李衛俊從2015年至2018年,在法院提起民間借貸訴訟上百起,借條均是格式合同,一些案卷中出現了被告手捧現金照片作為已交付的證據,多數案件是被告缺席判決,有的被告出席庭審抗辯自己實際收到的錢款遠小于借條上反映的借貸數額等,辦案人員通過關聯案件的比對分析發現,借款合同反映的借款的真實性、合法性存疑。二是調查相關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從借款發生的原因、借貸雙方的關系、借貸的合意、款項歸還、如何討債等方面對當事人進行詢問,綜合判斷案件事實。本案中,通過對被害人、證人、李衛俊等的綜合調查發現,有關案件借貸事實明顯與借款合同反映的情況不一致,借款合同反映的金額虛高,借款存在“砍頭息”“上門費”“違約金”等情形,且被害人存在因李衛俊實施“軟暴力”催債,被迫還款、離家出走、不敢出席庭審等情況。三是對交付憑證、銀行流水等進行核實,結合當事人陳述,對該部分證據的真實性予以實質判斷。本案中存在李衛俊打款給被害人后,隨即讓被害人從銀行取出現金并返還部分現金的情況,因此,該部分書證反映的借款事實部分虛假,揭示了李衛俊以表面合法化證據非法侵占他人財產的故意。此外,有證據反映李衛俊以虛假房屋租賃合同糾紛起訴至法院,證據顯示房屋租賃合同期限為十年,且十年租金為現金一次性支付,被害人出具已收到租金收條,導致其后李衛俊以被害人未實際交付出租房屋,起訴至法院要求被害人返還已支付的十年租金。從形式證據看,有租賃合同和租金收條,表面上合理,被害人又躲債在外未出庭,法院遂判決李衛俊勝訴。檢察機關通過調查分析認為,十年租金一次性支付,且均為現金不合常理,遂找被害人進行核實,證實被害人確未收到租金,該租賃協議、收條為李衛俊提供借款給被害人的保證。李衛俊在被訊問時也承認,其在借款給被害人時,除從正常的翻倍借條中獲利,還從虛構的房屋租賃協議、車輛買賣協議等中再次謀取高額非法利益。四是從放貸目的、行為手段、社會危害性上進一步綜合判斷。“套路貸”虛假訴訟行為人意在通過設計各種套路,制造債權債務假象和違約情形,達到其非法強占他人財物的目的。在手段上,存在簽訂虛高借條、制造走賬流水、惡意抬高債務、“軟暴力”催債等情況,嚴重擾亂司法秩序,破壞社會穩定。可見,針對類似李衛俊等“套路貸”案件,僅依據民事證據、民事審判規則,通過形式審查難以查明案情。民事檢察辦案人員與刑事檢察辦案人員充分協作,對案件事實進行實質調查,對查明案件事實、有效打擊虛假訴訟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以個案為切入點,積極參與社會治理


          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能過程中,結合案件辦理,查找社會治理漏洞,督促完善社會治理制度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治理創新,是檢察機關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彰顯了檢察機關在服務大局中的重要作用。“檢例第87號”指導性案例針對“套路貸”虛假訴訟中發現的社會誠信機制問題,小額貸款公司、商貿公司存在的無資質經營、團伙性放貸,金融監管缺位等問題,形成專題調研報告,并自下而上推動對虛假訴訟、律師違規代理開展專項行動,推動檢察機關與公安、金融監管、市場監管等部門聯合開展金融整治專項活動。通過個案辦理,以“小切口”解決“大問題”,找準參與社會治理“切入點”,是檢察機關探索主動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新路徑。


          (作者為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人民檢察院李莉、鄒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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