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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動司法檢察是法治理念的深化

          來源:檢察日報 責任編輯:高睿蔓 發布時間:2021-08-19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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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準確理解能動司法檢察觀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上,應該從更廣的視角、更高的境界、更深的層面去謀劃如何推進和完善能動司法檢察;應當注重提高檢察人員的素質和能力,讓能動司法檢察觀的推行,能夠釋放出強大的理論活力,并且有效防止其偏離正確的方向和軌道。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熊秋紅


          2021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為全國檢察機關干警講授黨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時強調,把握法治規律,深化新時代能動司法檢察工作。“能動司法”曾是我國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探討的重要理論話題之一,過去的討論主要針對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而展開,不僅涉及對司法活動性質和規律的認識,也涉及對我國法治和司法制度發展階段的認識。相較于過去所討論的“能動司法觀”,“能動司法檢察觀”具有創新意義,它專門針對檢察工作而提出,在理論上更容易達成共識。但是,應當認識到,任何理論命題均有一定的適用條件和范圍,準確理解“能動司法檢察觀”,應當注意其前提、內涵和外延以及發揮作用的重點領域,不宜囫圇吞棗地泛化理解,更不能似是而非地錯誤理解。如果對“能動司法檢察”的內涵和外延達不成共識,在實踐中就會產生背離其初衷的問題。


          能動司法檢察觀


          以法定主義為前提


          關于“能動”一詞,《現代漢語詞典》將其解釋為“自覺努力、積極活動的”。有論者將“能動”解釋為“自覺、積極、主動”,與“被動、消極、機械”相對應,這是從字面含義上加以解釋。從理論層面上看,存在司法能動主義與司法克制主義之爭,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司法哲學。在我國現階段,“能動司法檢察觀”建立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之下,這就意味著,法定主義劃定了“能動司法檢察觀”的基本邊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啟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的征程,經過四十余載的不懈努力,法治建設的指導方針實現了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到“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提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包括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和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成為我國法治建設的奮斗目標。


          法治乃規則之治,為了維護法秩序的安定性、發揮法治作為社會關系穩定器的功能,無論執法或者司法,都應當以法定主義為原則,充分體現法律的普遍性、中立性和可預期性。因此,世界各國的刑事起訴制度均以法定主義為主、以便宜主義為輔。在我國,司法裁判強調兼顧法、理、情,將“法”擺在首位,也體現了法定主義原則。從厲行法治出發,嚴格執法司法是對執法司法機關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我國現實社會生活中,法律得不到嚴格實施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存在,更有必要重視嚴格執法司法。推行“能動司法檢察觀”,應當以法定主義為前提,不能動搖法治原則。張軍檢察長指出,我們反復強調的政治自覺、法治自覺、檢察自覺問題,也就是司法檢察的積極作為,能動履職問題。其中,對于“法治自覺”的強調,就隱含了對法定主義的堅守。


          能動司法檢察觀


          是法治理念的深化


          世界各國的法治發展處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有建立法治、深化法治、轉化法治、簡化法治之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處于建立法治的歷史發展階段,在此階段,建構法律體系、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時要求嚴格執法司法,偏重于強調“形式法治”;在我國法治建設取得長足進步、形式法治基本確立之后,“實質法治”理應得到更多的強調,在“嚴格司法檢察”與“能動司法檢察”之間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使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達到一種合理的平衡。“能動司法檢察觀”的提出,即是對法治理念的深化和發展。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司法能動主義作為一種司法哲學而存在,與司法克制主義相對應。該哲學以“法官造法”為主要特點,主張以獨立的司法權制衡立法權和行政權,認為司法應積極回應社會現實問題。而司法克制主義則認為,司法的本質是解釋法律而非創造法律,應當尊重立法原意和法律規則的權威,自我克制是司法機關的適當姿態,也是對民主立法的維護。司法活動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司法人員既要綜合考慮各種法律和非法律的要素,能動地作出司法裁判,又不能超越法律規則,任意地解釋和適用法律。從各國司法的現實情況看,基本上以司法克制主義為原則、以司法能動主義為補充。


          能動性是司法活動的固有屬性。一方面,“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人員實施法律,必然伴隨著對法律的解釋。在法律規定不夠明確時,需要采取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等解釋方法;在法律規定存在空白時,需要進行漏洞填補。這些都需要司法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另一方面,司法人員除了實施法律,還承擔著發展法律的職責。法律規定具有穩定性,但社會生活卻復雜多樣且日新月異地發生變化,如何運用相對僵化的法律規定更好地回應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變動性,也需要司法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


          與法院行使審判權相比,檢察機關司法檢察的能動性更為凸顯。如果說審判權作為判斷權是一種消極性權力,具有被動性,檢察權則是一種積極性權力,具有主動性;從在國家權力體系中扮演的角色看,法院需要在訴訟“兩造”之間保持中立,而檢察機關作為公益代言人,代表國家、集體和社會大眾的利益,需要積極回應上述主體的利益訴求。由此,檢察機關“能動司法檢察觀”在理論上能夠獲得更大程度的認同。


          能動司法檢察觀


          適用的重點領域


          從對“能動”一詞的一般性解釋出發,只要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就相應存在著能動司法檢察觀的適用空間;如果將能動司法檢察作為一種司法檢察哲學觀,則需要處理好能動與克制二者之間的關系,堅守法定主義的底線。能動司法檢察觀的適用與司法檢察活動所欲實現的目標、與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密不可分。


          檢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通過能動地行使司法檢察權,達致下述目標:一是要明確司法檢察工作的政治性,自覺服務于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所確立的根本任務和發展目標,服務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在民營企業保護、掃黑除惡專項行動、新冠疫情防控等重點領域主動作為,發揮積極作用。二是要明確司法檢察工作的人民性,自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檢察工作理念,緊緊圍繞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公益保護問題、個人權益保護問題,扎實開展工作,妥善處理因社會轉型、科技發展等帶來的復雜的社會矛盾和糾紛,延伸司法檢察職能,促進社會矛盾糾紛的有效解決。三是將采行便宜主義的領域(如刑事訴訟中的相對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作為能動司法檢察觀適用的重點領域,保障司法檢察自由裁量權行使的正當性,實現相關法律制度設置的預期目的,注意從邊際成本收益的視角全面理解和把握能動司法檢察的社會效用,綜合考慮其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避免單一化的評價標準。


          在準確理解能動司法檢察觀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上,應該從更廣的視角、更高的境界、更深的層面去謀劃如何推進和完善能動司法檢察;應當注重提高檢察人員的素質和能力,讓能動司法檢察觀的推行,能夠釋放出強大的理論活力,并且有效防止其偏離正確的方向和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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